顿了顿，孙武又道：“然，平王东迁之后，礼崩乐坏，天下进入大争之世，人心浮躁，世风日下。”
“若无重法典，何以治国？”
“昔日郑国两度制法，晋国自晋文公之后，也曾四次制法，楚国文王、庄王之世，也曾制定刑法。”
“而郑、晋、楚三国随后都强大起来。由此可见，国家欲强盛，欲控民心，以法治国，以法治民，善哉！”
春秋时期，列国已经懂得注重法律的修订，所以纷纷立法。
这其中最典型的，当然是郑、楚、晋三国。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各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
当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这是古代华夏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周敬王十九年，郑国执政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竹刑，为郑国邓析所作。
他把法律条文写在竹简上，所以史称竹刑。
竹刑的出现，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
此前的刑鼎笨重，而竹刑则便于携带和流传。
而晋国自文公以后，曾四次制定法律。
第一次是晋文公称霸时期，作被庐之法。
第二次是赵盾(即赵宣子)为晋国执政时制定的《常法》。
第三次是范宣子制定的刑书。
第四次是范宣子所作并予以公布的刑书。
这是继郑国公布成文法之后，晋国开始正式公布成文法。
值得一提的是，晋国公布成文法曾受到孔子的批评。
楚国在春秋时曾两次制定法律。
第一次是楚文王时作《仆区法》。
仆区之法犹近世的窝藏法。
第二次是楚庄王时作《茆门法》。
依照《茆门法》规定，诸侯、大夫、公子入朝时，车不得进入宫门，以保障国君的安全。
总体而言，现在各个诸侯国的法典，都只是为保障国君与贵族们的权益，少有涉及到黎民百姓的。
“长卿、少伯，寡人以为，我吴国而今以仁义礼智信，教化万民，已经行不通。”
庆忌摇摇头道：“人心隔肚皮，难以看穿，难以看透。寡人不能要求国人都像季子、孔丘这样的圣贤君子一般，洁身自好，不去做违法之事。”
“然，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吴国却是不可不为之。”
闻言，范蠡与孙武不禁对视了一眼。
“不知大王作何打算？”
“寡人欲在我吴国立法，择天下列国之法令条文，去其糟粕，或另辟蹊径，以人为本。”
“若杀人者，有故意杀人，失手杀人，蓄谋杀人，自卫杀人等，吴法当不问缘由。”
“故意杀人者，死；失手杀人者，流放戍边三年，或服劳役三年；蓄谋杀人与自卫杀人者，皆无罪。”
庆忌澹澹的道：“法不诛心，法诛于行。以此为准则，我吴国当立法，以约束国人，知法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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