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的意思是说，繁文缛节属于礼的表象，礼的内涵是以心正身而待人。既然已经有内涵了，为什么要舍弃表象？登基这种大事，应当表里合一才能完美。他支持搞禅让，并非什么舍本逐末，而是本末全都要！
朱铭笑了笑没有立即反驳。
胡安国继续说：“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这是在引用《左传》，说礼（包括国家制度）是国家的主干，而敬则是通往礼的车马。正心诚意固然重要，繁文缛节也必须遵守，如果不守礼制，就缺一个做事标准，全国上下就要乱套。
朱铭猛地来一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这段话，我却更看重‘所损益’三个字。”
商礼是修改夏礼而制定的，周礼是修改商礼而制定的，礼的形式不断改变，但礼的内涵万世不变。
朱铭的意思是说，大家都盯着“不变”，但他却关注于“改变”。
胡安国心中一惊，不只是他，很多官员都开始惴惴不安。
朱铭根本就不是在跟大家商量，而是在发表宣言：老子要改规矩了！
改的可不仅是天命转移的规矩，肯定还有很多别的规矩。
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废？
孔子的“所损益”三个字，就为变法派提供了弹药。守住礼法的内涵不变即可，剩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改进。
精神内涵不可变，是礼之本、礼之常。
繁文缛节可以变，是礼之末、礼之变。
这符合儒家经义。
朱铭说道：“天命，是我父子匡乱世、济百姓，以天人感应而自行流转。与那赵宋何干？让赵桓禅位，难道不像是乞讨得来？也不能说乞讨，更像逼着他交出宝物，就活像是从他手里抢来的。如果要敬天告民，登极大典就足够了，何必画蛇添足行禅让之礼？”
朱铭盯着胡安国说：“你且说说三代以下，哪个皇帝禅让是自愿的？强逼旧君禅让，还三请三辞，这有半点敬的意思吗？非但不敬，还欺天愚民！你自认为知晓礼之本末，实则在舍本逐末！”
“不敢！”
胡安国连忙低头否认，他知道朱铭在诡辩，但诡辩得也有些蛮横道理。而且以现在两人的身份，有些事情不能乱说，朱铭必定能够赢得辩论。
众人看向朱国祥，想听听这位什么反应。
可惜没有任何反应，朱国祥笑呵呵坐在上面，如同一尊泥塑的弥勒佛。
赵宋旧臣俱皆骇然，原来真正主事的是朱元帅，朱经略在这种时候居然不发表意见。
今后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吧？
玄武门之变，深层原因就是李渊与李世民的矛盾。
朱国祥终于还是说话了，温言细语道：“禅让之礼，可以不用，有登极大典即可。如今宇内未平，也可先不称帝，明年元旦当称王建制。所立官制，也与旧宋不同。旧宋先用三省六部制，再改中书门下制，复用三省六部制。改来改去，莫衷其是，反倒弊病横生。吾儿且说说。”
朱铭接过话头：“新的制度，叫阁部院制。”
“各殿大学士，组建内阁，皆为阁臣。阁臣之首，为首辅，也可视为太宰、左相、首相。阁臣之次，为次辅，也可视为少宰、右相、次相。其余阁臣，等同于副宰相。”
“御史台，改为督察院。”
“银台司，改为通政院。”
“枢密院，保留不变。”
“一阁三院六部，此为新朝之中枢。”
父子俩没有增加部级机构，依旧是六部，财权归于户部。
宋代有个三司使，别称“计相”，乃首席财政大臣。很快就畸变为庞然大物，上欺宰相，下压六部。连军事都能插手，打仗前先考虑财政得失，还造成大规模职权重迭，元丰改制时重点予以废除。
有这前车之鉴，朱铭自然不会再设。
至于通政院，就是明代的通政司。这玩意儿在明初权力极大，是皇帝处理朝政、沟通内外的主要机构，六科不过是通政司的下属部门。
内阁出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侵夺通政司大权，接着又收编翰林院，继而再辖制六科——整个过程，用了上百年时间，内阁终于诞生权相。
如果通政司正常运转，就不需要什么司礼监了。
朱铭又仔细讲述“一阁三院六部”的权责划分，群臣为之骇然，就连张根、高景山都颇为震惊。
一旦这种中枢构架落实，皇权将达到一个顶峰，宰相的权力被大大制约。
这跟宋徽宗的任性妄为不同，宋徽宗靠破坏制度搞一言堂，而朱氏父子则是将皇帝集权制度化。
与此同时，一扫赵宋的中枢弊病。
中央机构不再冗余职权划分也更明确，六部不再是宰相的应声虫。
正常运转下的阁部院制，六部尚书可以借助通政院，跟内阁那些宰辅们掰掰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