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项目总盘有点夸张,几乎完全就是平地起高楼,这让牛太原直接放弃了思考。
他害怕自己兜不住。
不过很快他就不怕了,因为京城农业局跟上头汇报了这么个情况之后,市国计委以及城建等单位的头头,就马不停蹄直奔南郊。
差点儿一出溜就到了冀北省。
到了之后,就先跟张浩南打招呼,这光景董事长办公室的秘书团正在做记录,因为一旦开始运转,秘书团和助理办公室就要跟各个公司进行沟通。
做预算都是极限压缩时间,短期就要出预算表,然后通知到一线单位。
董事长办公室的立项通知,不同项目会传达到此类项目的生产端。
比如番茄酱罐头的代工订单,一线工人是清楚公司总订单量,本厂配额以及本生产线排产量的。
在优化生产加工流程上,员工作为一线长期作业者,会在生产环节的优化提出意见,再由自动化设计办公室工程师进行改动。
所以单论生产制造这一块,“沙食集团”的配套工厂效率极高,张浩南把控方向,秘书团和助理办公室就相当于他的一个个意志具象,是眼睛是耳朵也可以是嘴巴。
各公司的副总真正受到钳制压力的,其实大部分时候不是张浩南本人,怕是一回事,在公司内部的权力受到监督,是源自整个垂直管理体系,而隐藏其中的,是大量政府人员。
很多财务岗位、监管岗位的人员,其实就是张浩南从地方政府打包而来,这些人的特殊性,让虞小龙或者周全全没办法一手遮天,想要欺上瞒下的难度也非常高,成本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毕竟从前途来论,这些从政府部门借过来的人员,从个人角度出发,不管是累积资历还是说就为了挣钱,肯定是跟着张浩南走更稳。
这就是名正言顺的康庄大道,讲法律或者不讲法律,都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当张浩南决定投资南郊区,当决定已经产生,就不要再去讨论要不要投,或者投多少这种问题。
要的只是执行,以及如何执行。
在赚钱这件事情上,整个“沙食系”从上到下不管是哪位副总还是说一线打包工,都不会怀疑大老板张浩南的决定。
如果“我”觉得成本太高,可能会不赚钱,公司可能会亏本,那只能说明,“我”的判断出了错误,大老板一定是看到了“我”没有看到的好处。
所以严格来说,“沙食系”这两年的极端高效率,具有不可复制性,不管是恐怖的资金量还是说决策正确率,不存在任何模仿的余地。
因为甭管哪路人马,谁敢拍着胸脯打保票自己投多少钱都不会打水漂?
更可怕的是,“沙食系”其实严格来说,很少跟银行打交道,若非地方税务系统也成了“长工”,否则真是让一大群人睡不着觉。
此刻,京城国计委的人打完招呼之后,也感觉自己是在看科幻片。
“张总是打算这么多项目…一起开工?”
“对啊,怎么,不批?”
张浩南手握“猫猫茶”,有些奇怪地看着过来看热闹的副主任贾南宁,这位贾主任在两江省还是有点名气的,很厉害,算是刘谌的老前辈,不过是从松江财经毕业的。
在京城这地方能把二产稳住,就是需要总体规划,贾南宁就发过几篇总体规划理论的文章,其中关于总体规划带来的资源优化以及财政资金节省,两江省很多他的学弟都借鉴并且实践过。
只不过在京城很不好搞,压力太大了,风险也太大,很容易就去好一点的监狱吃饭。
这其中涉及到的东西,那就不是一星半点。
比如说关于京城吸血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和松江那种超级工业城市不同,京城从一开始就不是超级工业城市,当然,它的确是工业城市,但要撑起一两千万人口,那点东西是不够的。
先天不足外加政治上的职能,使得京城在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占比膨胀到什么程度呢?
百分之八十!
而三产恰恰无法提供最大规模的优质岗位,只有金融、互联网这种高端服务业才能算得上优质,而其总岗位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大企业以及某些金牌企业的明星效应,因为光环太耀眼,直接让人把光芒照不到的地方给忽略了。
因此官员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其实都一直在想尽办法提高第二产业的比重,或者说尽可能优化第二产业的结构。
可正是因为娘胎里的问题,银行的钱在下面走一圈,又回到了银行手中,其具体形式就是房地产的过热,此时的房地产,或者说类似京城情况的房地产,金融属性远大于正常的住房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