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现在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也无非是杨嗣昌的替代。
崇祯皇帝心中明白，陈新甲之能远在杨嗣昌之下，但其不是东林一党，且能够遵从崇祯皇帝自己的意愿办事，这才是陈新甲上位的真正原因所在。
而近几年里，崇祯皇帝所表现出来的猜忌与擅杀，更是其对于东林党，对于整个文官集团的愤怒抗争。
治国理政之事，何其繁多，既然注定离不开文官集团的支持，那就只能与其达成一个巧妙的平衡，若是无法达成这个平衡，恐怕也只能借故杀几个人，也好出一出胸中闷气。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张诚悄然出现，他就如同漆黑夜里的一点火光，凛冬中的一丝暖意，让崇祯看到了一种可能。
因于此，崇祯皇帝才大力扶持张诚，所看重的除了他的忠勤与勇敢，更是他背后没有文官集团的影子。
其实，崇祯皇帝对于卢象升、杨嗣昌、陈新甲等人提携扶持张诚之事，都是心知肚明，只不过这些并不影响张诚对于皇帝的忠诚，所以才未加干预。
早在继位大统之初，崇祯皇帝听信了一帮东林党的巧舌美言，将派驻全国各地的宦官监军等等都撤回了宫中，然一切却事与愿违。
自此以后，他也再一次重新启用宫中的内监，派到各处关键地方，充任监军等诸般职事，自然也少不了恢复暗探私察密访等事务。
当然在一时之间，很难将锦衣卫、东厂的探子密访之能，恢复到其鼎盛时代，但对于一些关键之处，还是有所布置的。
何况宣府乃是朝廷边防重地，自来就是密探盛行之处，虽然数年间无所事事，许多原本的探子已经奔走他乡，或是改做了别的营生。
但总有些人还是会被寻回来，虽然这些人也可能是有其他的目的，才会重新回来做朝廷的密探，但他们已无暇顾及。
这其中自然就有张诚派出的谍报人员，许多关于张诚的假情报，就是如此层层递送到当今大明皇帝御案上的。
当然，对于这一切，崇祯皇帝是毫不知情，他对于锦衣卫和东厂还是无比信任，尤其是东厂密探所刺探和暗访到的情报。
崇祯皇帝因此对于张诚也是极度信任，他一心想要将张诚扶持起来，不止是为他平定流寇和鞑虏，更是想要借助这一外力，来制衡已经逐渐失控的文官集团。
此前，崇祯皇帝也曾对满朝文武诸臣深感失望，也曾想过要起用明初与成祖时期的勋臣后裔，说他们“毕竟是我家世官”，以此来制衡文官集团的势力，实现中兴大明的愿望。
为此，崇祯皇帝还特意恢复了已经停止近两百年的勋臣后裔骑射比武，可当他在煤山举行亲阅仪式后，却大失所望。
本是想着从中选拔精勇干练之才，“以备干城之用”，可这次仪式上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一人，能够连中六箭，而其他勋臣后裔则都是表现不佳，难堪大用。
满朝勋贵之后裔又何止百人，而最后被选拔起用的勋臣后裔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抚宁侯朱国弼、诚意伯刘孔昭、忻诚伯赵之龙等寥寥数人而已。
朝臣昏聩不忠，只知党争政争不断，武将个个贪财，又怯弱不能战，而今满朝勋贵更是几乎无人可用，那种绝望是有多么折磨人？
张诚却恰恰在这时出现，他就如同是为崇祯皇帝量身定做的一位救世能臣武将般，就这么神奇地出现在大明末世。
世间的种种巧合，皆有其缘，总不会无缘无故的生出一些事情来。
或许是上苍也不忍看到，中华两百年文字狱大兴，思想禁锢，终落后于世界大潮，致使遭受百年之屈辱。
才在这一世，送张诚来到这个大明末世，看他能否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大明！
宣府军驻地依旧是一片沉寂，可这种沉寂却给人无比压抑的感觉，似乎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会发生大事一般。
整个黄土岭从上到下，尽是各色旌旗迎风招展，当然其中最多的还是红色的旗帜。
张诚立身在山腰部，正对着小凌河的一处石头城堡的平台上，望着远处的小凌河，从河岸边开始一片片红色旌旗，向着黄土岭这边延展过来。
红色，是喜庆的颜色，也是热血的颜色。
然红色的旗帜，对于张诚而言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那是英雄用鲜血所染红的！
红旗的信念，可以说早就深深根植在张诚的心中，作为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他心中对于红旗的执念不可磨灭。
张诚之所以对于大明情有独钟，除了因为大明王朝是中华最后的绝唱，更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豪气与悲壮。
大明王朝的气节，就如正德年间四川右布政使敖英，在他的笔记中所言：“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番南岛西洋诸夷，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
除此之外，大明属火德，因此尚红，然对于张诚而言，红色又有其极为特殊的意义，这也是他钟情于大明的一个因素。
就在他心中无限畅想之际，车营游击魏知策走到身前，禀道：“大帅，各营都已集结完毕，等待大帅示下。”
张诚收回目光，落在魏知策的身上，对他说道：“洪督还是没有让我等闲着，如今大军北进，而你却要留守黄土岭，心中可有怨言？”
魏知策却不以为意，他直言：“知策追随大帅，不求建功，只为杀奴。然我宣府军杀奴，亦与知策杀奴无异。怎会心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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