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仆射，科举的弊端，我曾经多次向你说过。我们虽是士族，但我们更是百姓的父母官。人的变迁，阻碍了寒素子弟的入仕，我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令寒门出贵子的景象，蔚然成风。太宗皇帝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也觉得这是大势所趋，我们不去做，后世迟早有人做。当年孔子有教无类，强调个人的责任，但当今士族多以家为大，无数人才被埋没，是宰相们的过错。”
“今年因战事，不进行科举。但我相信今年一定可以平定叛乱，明年秋天要开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举。”
“除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武举等，我要再开秀才、缉捕科、医科等最少十科，其中进士录取不下于一百人。誊录制度和糊名制度下，不论士族、小姓、寒素，唯才是举。”
“右仆射要早点拟定文书，将消息下达郡县，为天下文人士子所知晓…”
李瑄又向李岘说起科举之事。
隋朝的时候科举只向士族开放，升斗小民无门路。
大唐建立后，科举虽逐渐走向成熟，但还远远没有到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地步。
整个大唐，科举为官只是很少一部分，官吏们多门荫入仕，一代代为官，形成权贵之家。
即便是科举，也有七成的士族及第，剩下小姓两成，寒素一成。
平民出贵子是非常难的。
实际上，在李瑄天宝六载拜相的时候，开展誊录制度和糊名制度，寒素及第，大比例上升。
但这种随着杨国忠拜相又被破坏掉。
杨国忠的儿子不学无术，竟然进士及第，成为天宝年间继“曳白”、“野无遗贤”后的又一笑话。
在李瑄看来，糊名制度和誊录制度是必然的，否则阅卷官会仅凭借一个姓氏加不少分。
李瑄已经将进士及第的成绩，作为吏部铨选后为官的品秩。
如第一名状元及第，最起码会授与正六品官职。
第二名、第三名为从六品官职。
除去前三名外，才划分进士第一等、进士第二等、进士第三等。
每一等为官后所获品秩不一样。
“秦王真要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吗？有的商人巨资万贯，一旦他们的子弟进士及第，很容易收买上官。”
李岘沉吟片刻，向李瑄说道。
在重农抑商的时代，商人卑贱，是根深蒂固的思想。
在大唐，商人存在普遍的歧视和排斥，商人被视为国家底层，甚至与商人通婚也被视为耻辱。
连百姓都认为商人满身的铜臭味。
大唐也有律法，规定官吏不得与商人私会，否则会遭受重惩！
“右仆射只是假设商人子弟更容易腐败，宰相不该有这样的念想。还有一种理解，商人子弟不差钱，不会被地方腐化，只想做出政绩，出人头地。商贸之兴，带动国家繁荣，以及百姓衣食住行质量。商人重税，国家得到更多财政，也可以回馈给百姓。”
“今时不同往日，国家西面的疆域，已至里海。这条丝绸之路上，遍地都是黄金，然而收获往往由粟特人把持，汉人寥寥无几。汉商也应该参与起来，走向丝绸之路，走到波斯，走到大食，走到拂菻…”
“商人不得从政，从政者为清白商人子弟，另多与家族分离，关于商人的约束有诸多，防止利欲熏心…”
李瑄向李岘批评一句，并解释为什么提高商人的地位。
“秦王的目光是长远的，下官会维护秦王的决议。全力准备明年的科举事宜。”
李瑄的思想，连李岘都要绞尽脑汁去思考。
如果实不可行，李岘会劝谏。
但李岘总能从深层次的逻辑中，探知一二。
学无止境，没有人尝试过，并不代表一定是错的。
能创造千古盛世的路，绝对是一条没有人有过的道，之所以让人觉得不可行，是因为路上遍布荆棘。
不敢尝试，知难而退的人，永远会跳入一个历史的循环中。
排除万难，敢为人先，才是成功的因素。
“右仆射，我准备将三省六部，改为三省九部，增农部、文部、商部，原六部二十四司也远远不够，而九寺五监，明显有多余，裁撤司农寺、鸿胪寺、将作监、少府监、太府寺、卫尉寺、太常寺、光禄寺等…：”
李瑄向李岘提出更改官制框架，这是他召李岘入堂的原因。
说话的时候，李瑄将一份用天骨鹤体书写的文书，交给李岘。
在李岘观看文书的时候，向他解释一些细节。
看似增设三部，但这并不是尸位素餐，也不会让官位臃肿，增加财政负担。
九寺五监的职权与六部多有重叠，且多为皇室服务。这次官制改革中，李瑄发现严重问题。
即便九寺五监和六部存在分工和制约，但李瑄认为某些寺完全可以并入诸部。
以农部代替原本的司农寺，为农业更加重视的同时，增设推广棉花等农作物的司，官吏不应该只在长安翻阅卷宗。
另外，在黄土高原重新植树，开垦荒地、规划水果区域，培育农作物、牲畜的管理等等，都应由农部承担。
文部，分印刷、造纸、编书、记录等等，最主要的是关于乡学、县学、郡学的建设，这是长久的规划，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非一朝一夕能完成。
国家与历史向上发展，离不开学业的普及，当完成“垂髫之倪，皆知礼让”的事情，盛世才真正开始。
以后科举会交由文部。
礼部会兼并鸿胪寺、太常寺等，使其更符合“礼”。
商部，为商业所设，官办坊市、手工业等，将作为统计，也负责对外的经商贸易，还将铸钱机构少府监合并，负责铸钱。
另外，商部专门设司，在郡县开设钱庄。
国家严格禁止商人私设钱庄，以后钱庄皆为官办，一锱一铢必须登记造册。
新增三部，更会增添尚书省的权力，以表示国家对学、农、商的重视。
其他如工部会兼并将作监，提高工匠的地位，出策令对改革兵器、农具，发明手工品的工匠，以及对天文地理数学有探究的人封以爵位。
依靠工匠发明的贡献，最高可爵至国公，荣耀天下。
这种动力，会驱使工匠们精益求精，深入钻研。
而不是把工匠视为贱籍，遏制天马行空的思想…
把太府并入户部，使户部除了管理户籍外，还是全权掌权财政的部门。
除此之外，朝廷增设慈幼局，管全国慈幼堂，以及长安正在培养医师的济生堂，要系统化地进行医疗布局。
增设统一管理全国粮仓，以及常平粮仓的粮食局。
后面随着变革实施，会继续裁除旧部门，增加新部门。
如果按照原来的路一直走下去，一百年，一千年，三省六部二十四司或许够了，但李瑄会勇于改变，步步为营。
机构重叠、职能交叉、人浮于事不仅仅是使职差遣，还有六部与九寺之间的博弈。
“秦王，此改制力度太大，短时间难以完成。”
李岘完完整整看完文书后，向李瑄说道。
之前裴遵庆更改官制，只是罢黜使职，还权六部。
现在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改官制，挑战已经流行一百多年的三省六部。
刚开始李岘想要否定李瑄大改官制，但随着李瑄的仔细阐述，他突然觉得李瑄说得有道理。
他从字里行间，看出李瑄定义的盛世，与他所想象的盛世不一样。
甚至连开元年间的盛况都不能比较。
李岘不知道李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但娓娓道来的话，让李岘有一种信服感。
他对李瑄的敬佩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有一种跃跃欲试要尝试的感觉。
就像李瑄之前所说的一样，人要创造历史，而非陷入历史的循环。
“我们还在壮年，有足够的时间去筹备，官制深入改革，势在必行。右仆射根据文书，秘密拟定可行方案，等局势彻底稳固，再召开会议。”
李瑄觉得自己有的是时间，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诞生概念，慢慢筹备。
在平定安禄山、史思明之前，李瑄暂时不会实施这样的政策。
等精雕细刻，有完全的策略后，再开始施政。
“下官明晓。”
李岘在说话间，将文书收入怀中。
“当前国家实施郡县制度，虽对中央权力加强，但弊端从生。现由朝廷垂直管理郡县，直接任免郡县长吏，但国家郡县太多，考核、任命等事宜无法面面俱到，影响大局发展。我计划在地方划分二十四个区域，每个区域任命长吏，行中书省事，称为‘行省’…”
“行省下方为郡，郡下为县。形成中央、行省、郡县的基调。行高官吏可以任命官职，有财政权力，但不具备兵权。”
“如此，可以彻底掩埋节镇制度，方便军制改革…”
李瑄又向李岘提出行省制度，同样交给李岘一份文书。
李岘双手接过文书，仔细观读，文书上详细记录行省制度的优势和可行性。
行省制度，直接影响到后世的中国。
郡县制度和行省制度，职权划分不同。
大唐幅员辽阔，广袤无边，行省制具有权力双重性，既是朝廷的派出衙门，又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有利于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
从本质上讲，行省制度使中央集权到达巅峰。
而行高官吏没有军权，四年一任，任期满调离。不可能拥兵自重，地方割据。
同样的，行省的驻军为都督。都督没有财政权力，没有召兵买马的权力，也是四年轮换。
更杜绝出现尾大不掉。
二十四都督，分边军和内地军，两者互相轮换卫戍，严加训练，防止强枝弱干。
同时，边军数量、战马、铁甲率，会高于地方。
以地方行省为中枢，可以更好的分配地方财政来养兵，不需要千里迢迢运输粮草和钱财。
如果遇到冲突，需要征伐，可以迅速从附近的行省调遣正规军。
而更平坦的直道，是战时快速调遣的关键因素。
今后尚书和宰相的升任，多会从政绩出众的行省长官调遣。
不仅如此，行省还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
当前大唐隶属的各部胡人太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阶段，行省制度的研究和推出，对李瑄来说是必要的。
如岭南、黔中等许多遥远的地方，中央永远也看不到，又不了解各族，想插手其中，鞭长莫及，设立数目有限的行省代替中书省，对其力所不及的地区进行管理，朝廷再从大局上对诸行省实施节制，大一统的大华夏，将会在这一刻定型。
但是李岘听到李瑄的话后，面色一惊。
不是因为行省制度，而是地方“行中书省事”。
要知道，现在是尚书令当权，让地方行中书省事，那一定会是中书省当权。
作为权臣，尚书令更符合李瑄把持朝政。
而中书令，可供皇帝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