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试试，君实又如何知道必然会失败？”王安石反问道。
“介甫，你为何如此固执呢？即便你成功了又能如何？”
司马光苦口婆心道：“商公变法让秦国富而民穷，虽然秦国最终横扫六国，统一天下。但是也给秦二世而亡埋下祸根！”
司马光喜欢研究历史，对于各个朝代都有很深的研究。
和别人把秦朝二世而亡，归于秦始皇和胡亥的暴政不同，司马光认为秦朝的灭亡其实从商鞅变法开始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富国穷民。
而且为了变法快速见成效，实行了高压政策，执法十分严酷。
史书上说秦始皇是暴君，岂不知秦国严苛的律法本身对于秦国君主就有很大影响。
都说始皇崩，天下乱。
但是司马光仔细研究秦朝的历史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便秦始皇不死，秦朝一样会乱。
秦国对百姓的剥削太严重了，已经让秦国不堪重负。
但是秦国能够一统天下靠的就是压榨百姓、严苛的律法和军功制度。
秦始皇尝过了甜头，即便发现问题，也不会去调整，只会用更严苛的手段去镇压。
即便秦始皇多活个一二十年，百姓只会被剥削的更狠，那个时候秦始皇也未必能镇压的住。
当然了，这一切都是假设，但是秦朝的灭亡，和商鞅变法有一定的关系那是肯定的。
算不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秦朝的灭亡，商鞅变法只能算是一部分原因。
秦国一统天下，商鞅变法占据的功劳非常大，但是司马光并不是很认同。
之所以一直称商鞅为商公，只是对先贤的尊重罢了。
司马光坚决不赞同王安石变法，甚至不惜何其断绝联系，并不单单只是变法。
历史上司马光和王安石对相互的评价是‘趋向虽殊，大归则同’。
意思是两人虽然主张不同，但是大的方向却是一致的。
但是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上，司马光却十分坚决。
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就曾经上书阻止。
神宗没有采纳，为了安抚司马光，任命其为枢密院副使。
可是司马光却拒而不受，自请离京。大有不和王安石同殿为臣的意思。
他之所以如此坚决的反对，更多的是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是，民不加赋而国足用。
意思是不需要百姓增加赋税，而国家所用之钱很充足。
简单来说，王安石主张的是开源，而司马光主张的是节流。
两人主张虽说有所区别，却也不是不能共存。
但是王安石开源的目标，几乎都是百姓。
在司马光看来，大宋弊端虽多，最严重的却是三冗问题。
应当通过吏治来解决三冗问题，缓解财政压力。
吏治清明，朝廷百姓自然都能富起来。
开源可以，却不应在百姓身上动脑筋。
司马光深知民间疾苦，知道百姓已不堪重负，这一点从各地时常发生叛乱就能体现出来。
王安石变法的策略看似对百姓无害，反而会惠及百姓。
但是在司马光看来，吏治不清，再好的政策实行下去，也会出问题。
可是王安石不这么想，在王安石看来，三冗问题固然要解决。
却应该先想办法缓解朝廷财政压力。
三冗问题归根结底，其实可以看成二冗。
冗官、冗兵，才导致冗费，要想解决就得对文武官员下手，触动他们的利益，反对阻力太大。
当初范大相公的新政，就是想解决冗官、冗兵的问题，遭遇了极大的阻力。
而朝廷财政压力非常大，新政迟迟不见成效，反而引起朝堂动荡，最终导致新政失败。
吸取了范大相公的教训，他变法的策略一开始并不想对三冗问题下手，而是想着开源。
一方面是为了缓解朝廷财政压力，其次就是为了给官家一点甜头。
如此一来，才能坚定官家变法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