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历2207年，河套地区。
卫铿蹲在田埂上，看着机械化的农业联合耕作机，翻腾着将土地拱出一条条土垄，并顺着土垄埋进一块块土豆，贴合着土豆的痕迹将水管逐一地放在恰当的位置，当视角放大，看到的只有原始的田地在机械驶过后变为铺着塑料薄膜和管道的万亩良田。
所谓的田垄，就是一条条凸起的土条纹。汉武帝时期，降水量大减，垄作法得以大力推广。在冬季的时候，于凹陷的长条里种植小苗，为小苗挡风，保水。而在长成后，将凸起部分犁开，将土推到原本凹陷的小苗根部位，在防倒的同时保水保肥。这样凹凸就变换了。
等到冬季收割的时候，在凹陷的地方种上新苗，然后再次反复，上一季度在凸起处留下的秧茬会在一季中烂掉，然后被犁地刨碎。可见，这种种植，是牺牲了单位面积的亩产，而眼下在西北地带这一地多人少的区域，是非常管用的。
现在相对于罗刹人在西伯利亚的农业开辟，同样是种土豆，神州似乎更有种植天赋的加成。
比起田间的青苗，那些流汗劳作的“青苗”欣欣向荣更让人喜悦。
……
来到神州后，卫铿愈发的确定，东方和西方由于历史进程不同，不能横向刻舟求剑的寻找进步阶群，只有在纵向分析后，才能找到各种生产关系中，那一股能成为潮流的阶群。
例如欧陆理论中，资产阶级兴起，是由城市手工业为主的小市民阶级推动的。但是东方在耕作王朝时期，小市民阶层是不存在的，
准确的来说：东方文化市井中那些人是不存在相对于其他群体的组织优势，无法指望在东方市井中找到一个类似西方城邦的群体，来让他们承担同样的历史使命。
文艺复兴时期小市民阶层之所以崛起，是因为文艺复兴前欧陆民众的识字率要弱于东方，城邦的小市民在商业交流中完成了识字率和文化的普及后，就打破了过去只有封建阶层对社会动员的垄断。
而东方呢？武大郎这一类的中小市民有了识字能力，能获得对下层的动员力吗？别说“市井商徒”，懂得“茴”字多种写法的孔乙己，都要被短衣帮嘲笑。在东方至少是个举人，才能在乡土有一定的动员力。
所以主世界近古历史上，东方中下层想要获得掀翻王朝的能力，想要按照西方体系培养商资集团，然后再移植过来什么耶教，来增强凝聚力，存在各种水土不服。
故主世界二十世纪，教条学者在研究完西方后，认为由于东方没有西方的小市民阶层，所以东方没有自行进入资本主义的可能。然后直接给出结论：“东方没有历史条件独立进入工业化”。
这样的结论获得方式，就如同找不到大河的源头，然后就指着这条大河说：“你没有汇入大海的可能。”
那么不妨回到问题的原点。
工业化需要什么？一个有足够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群体。欧陆恰好有小市民阶层可以完成。这是西方的标准答案，却不是唯一答案。
而东方社会结构中市井商徒不够格，那就不能找别的吗？教条不成功后，来个彻底否定，这是不客观。
神州，卫铿已经锁定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有动员力暴增的可能，可以承担历史使命。
……
按照西方城邦文艺复新生产进步时演化出了脱离农业通过手工业生活的聚群。
东方生产力发展时也出现了类似阶层的演化，短工，长工。
短工是小门小户请来应付农忙的，而长工则是当地的大地主供养起来，农忙的时候处理农活，平时的时候用来抢水源抢资源。
如果抛开欧洲骑士领主们被宗教赋予的带有逼格的神圣性，东方那些在县乡的大门大户也就是这个阶层。
只不过东方农业长期要比西方先进，发展的上限要比西方农业要高那么一节。这高出来的那么一节，造成了人文上天差地别。
西方早期从农业上溢出的人口，变成了市民。而在东方早期从农业溢出人口？仍然能依附乡土！得让这部分人口聚群。
所以西方更早的完成了工农分工，而东方呢，由于土地仍然可以束缚住一些失土的劳动力，必须用强力手段，把这部分劳动力挤出来！（这个手段是：土地所有权变更，对世代积累土地的合法性批判。）
东方这种情况在变革前存在阻力，但过了之后，则是具备一种本土特色优势。
欧洲是人这一层面彻底一刀两断，城区就是城市公民，农业区就是乡村人。
而在东方则保持着流动，仅在工作性质上分工。农业活动和工业活动分别在两个区域，人可以来往于这两个区域。人没有具体划分。
所以从历史任务上来看，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市民阶层对应的，不是东方的市井之徒。而是在农、工业两个工作区内往返的人。
在大数据中，火车站中来往的资料内，这个群体非常鲜明。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和组织度。
卫铿：“拉人搞事情，在抄历史答案的时候就要分析好，拉错了人，一腔热血喂了狗，一切白搭。”
这个认准了工作重点，就在那地方下功夫，反之？
所以，卫铿对商业酒会，还有小民业之间的文化沙龙，一概不去“礼贤下士”。卫铿：“担不了使命的家伙，没必要让老子浪费感情。”
……
2204年开始，卫铿大量研究主位面二十一世纪下半叶东方的相关农业经济资料，进行实践，和大胆的运用。
在二十一世纪下半叶资料：农村和城市的户口彻底取消限制。加强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交换效应。从工作性质来看，农业工作集中在农忙时间，可以和大部分工业生产错开。并不需要硬生生的把人进行分类。
从生活上来说，青年倾向于快节奏的城市，而中老年人则是乡村一些。
在乡村农闲阶段：恰好让不适应繁忙工作的退休老人，通过5g网络无人机查看田间，同时数据检查，遇到病虫害，亦或是灌溉系统出问题，雇佣当地公司上门处理。而在农忙时间，城市则是进行了专门的假日安排，让城市内年轻劳动力返乡生活了。
这背后涉及到了大量的社会调配工作：不仅仅是最高文件上对地域差异进行一笔勾销，更是在城和乡之间的住房，网络，医疗进行全面工作规划。
同时进行强力的立法保护：在农忙时期，不在豁免类中的民业在该时间段征工进行严惩，同时对该时期不合理的商业订单突然增加进行驳斥。（只有钢铁，机械制造，化工等第二产业技术，电力，医疗，交通等必要社会公共服务业可以豁免。）
当农业彻底机械化，并且有了各种信息化监管设备后，农业就不是一个体力活了，而是一个技术集成度非常高的产业。如果守着旧关系，都市中的工业会无法将市场拓展到广阔的乡土中，而青劳动力，面临都市和乡土二选一时，也会放弃乡土，缩在大都会小角落中内卷或躺平。
当青壮年在流动中切换任务，同时承担着工业和农业。这个群体不可用西式农、工两个阶群来命名。合二为一。实质上合为了最大类群的他们，是本时代最为排山倒海的力量。
卫铿：“东方的工业化，不能指望市井商徒。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只有农、工。在这个世界，要赢。就赢下一百年，两百年以上的胜利。”这就是卫铿的总蓝图。
所以呢，为什么要让西部的生活模式开始发生改变？
在神州东部的掌金目前只看到他们的利益被破坏，揣测是“刁民”的用心不良。然而实际上，这是车轮在前进。只是神州现在那些尸位素餐的人，从未正视过他们眼中的刁民试图从泥土中刨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