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节奏加快,快餐业便兴旺发达。
这是早已注定的发展趋势,无人可以改变的未来方向。
所以多亏汪大东,津门才一下子成了全国首开先河之地。
并为这个城市的人们增添了一种新奇,一种时尚,一种象征。
与之相比,远距津门二百公里外的京城,未能夺得这个先筹,真的是件很遗憾的事。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共和国的首都,作为当之无愧的政治中心。
京城在外交范畴的地位,与外面大千世界的连接沟通作用,却也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取代,或与之相提并论的。
尤其是最近这一时期,几乎国家高层和外交部门要应对的每一件事,都是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情感的重大问题。
比方说,促进两岸缓和关系,恢复交流的问题……
又比方说,要求美方尊重我方主权,发表联合公报的问题……
再比方说,督促东洋岛国尊重历史事实,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恢复历史真面目的问题……
甚至还有我们与英方达成初步共识,准备双方开展谈判,讨论港城归属问题……
这一切的一切,都把京城推到了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让共和国的首都成为国际社会万众瞩目的焦点。
为此,许多长期住在外交公寓的外国记者,甚至心有默契地达成了一个共识。
他们索性把这一年称之为共和国的“外交年”。
当然,从宁卫民和张士慧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升斗小民,他们个人生活与这些国家大事牵扯并不大。
这些新闻焦点顶多能为他们的闲暇时光提供一种聊天的话题而已。
尤其是宁卫民。
哪怕出于爱国心理和民族自豪感,他也没有张士慧谈起这些事儿反应那么激动。
毕竟他早已经知道答案了,这些问题的结果和解决方式对他再无半点悬念。
他当然就很踏实,不是那么在乎。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或许是出于某种巧合。
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和共和国的处境极为类似。
是的,他们的事业进展相当顺利,确实都成功挣到了大钱。
就像共和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一样,越来越闪耀。
但另一方面,因为自身条件的改变。
他们也免不了像共和国那样,需要适应新的局面,应付来自四面八方,越来越多的麻烦事。
而且许多问题是很难一蹴而就获得妥善解决的,相当琐碎,牵扯精力。
想要不出乱子,既需要智慧,也需要耐性和细心。
所以如果总结一下他们的当下的体会,就是“分身乏术,应接不暇”八个字。
在他们风光得意的背后,还充满了焦虑与不安,迷惑与疲惫。
先拿张士慧来说吧,他和宁卫民的烟酒店打开张的第一天起。
就凭借着物美价廉、服务亲切,树立起了一个“货真价实,诚信经营”良好形象。
以至于没多久,黄化门大街附近的居民全都知道这家小店了。
渐渐的,街坊邻居们买烟酒几乎全奔这儿来,给予了他们比国营副食店更多的信任和眷顾。
但无论是成批量的进货、批发,还是高档烟酒回购、销售,都得靠张士慧亲力亲为。
那他每天都得在外头跑,又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待店里,应付这些零散的顾客啊?
没别的辙,就只能花钱雇人,把店铺托付给旁人照应。
可偏偏作为个体工商户而言,“雇工难”却是个实实在在难以解决的大问题。
这里得声明一点,绝对不是舍不得给钱啊。
哪怕每个月一百块的工资呢,张士慧都舍得掏,而且他还想至少雇俩人呢。
但话说回来了,这就不是钱的事儿,而是社会观念的苦恼。
还别看社会上没着没落的待业青年那么多。
可一般人即便在家闲着,或者是去掏大粪、扫大街,都不愿意跟着他们干。
即使有些人觉得活儿轻省挣钱还多,自己动心想来,可他们家里的爹妈还不干呢。
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铁饭碗的向往和敬仰,也因为这年头干个体的人大多身上有“褶”,多数“进去”过,几乎可以和劳改犯划等号。
社会上普遍认为,这个特殊群体的成员,都是因为受过处罚才找不到固定工作的。
那若不是走投无路,犯过错误的人,绝不会这么朝不保夕的混饭吃。
谁要与他们为伍,肯定极其的没前途,绝对混不出个好来。